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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4開始，環保產業的很多商機是得益于泡沫化的，但從2017年年底開始，重資產環境集團類企業都會受到金融系統的整肅以及金融市場去杠桿的變化影響，銀行監管等融資趨緊。我們環保集團也一直在做重資產類的項目，所以也會受到融資這方面的影響。此外，國家的環保監管力度非常大，我們看到除了運動化、行政化、短期化的行為以外，國家還希望建立更多的長效機制，因而各項制度也在不斷完善。在2017年，環保產業主要有以下幾項特征：

環保督查的常態化。據數據統計，2017年因環保違法違規行為拘留了1527人，問責18199人，約談黨政干部18448人。此外，還有13.5萬的信訪舉報，14.3億的環保罰款。地方政府面臨的環保督查壓力非常大。在督查常態化的情況下，對于我們環保集團來說，既是機會也是壓力。

實施排污許可證制度，強化排污者責任。據數據統計，截止2017年底已為15個行業發下了1106張許可證，其中，環保部的重點督查行業——造紙行業下發張數最多，有209張，占18.9%；農副食品加工業有10張，占0.9%。同時，核發通過率卻呈現相反的態勢：核發張數最少的農副食品加工業和制革行業，申報通過率達100%；許可證張數多的印染行業，核發通過率卻最低，只有47.44%。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真正能把環保做好的企業才能獲得排污許可證，排污許可證的長效機制配合短期的環保督查，這也是政策為環境產業釋放的需求和紅利。

信息公開逐步推進。信息公開是環境監管制度中一個重要的補充因素，在未來會得到不斷加強，而且這方面的改革在國家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在同步展開。目前，政府財政預算的公開做的越來越徹底，環保部、住建部作為行業主管部門要求環境設施向民眾公開，財政部PPP數據也在逐步公開。所有的改革方向都指向通過公開約束政府自身的治理行為、公共服務行為和所參與的經濟行為。不但是政府信息正走向全面公開，企業信息也是，甚至個人行為也在受到信息網絡完善下的監管。信息公開不但約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為，同時也加強了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規范性和自律性。

另外，國家在做信用體系大數據的建設下，來自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最新技術，為環保企業帶來了很大影響。跟垃圾焚燒行業直接相關的是“裝樹聯”（“裝樹聯”是環保部對垃圾焚燒廠提出的要求，所謂“裝”，就是要依法安裝自動監控設備，“樹”就是要在廠區門口樹立一個大家都能看得見的電子顯示屏，而“聯”是要把實時監控數據與各級環保部門聯網。環保部的要求不僅十分明確，而且還有個強制時限，2017年9月30日之前，所有垃圾焚燒廠都必須完成這項工作。）的工作。“裝樹聯”工作從2017年開展，據統計現在有400多個廠實現了實時監控、信息公開。長期以來，垃圾焚燒行業的爭議點就是排放是否達標，現在“裝樹聯”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還不能完全監管飛灰是否得到了妥善處理，但未來三年內，監管將越來越緊。集團公司智信公司、環保公司、監測公司應該抓住此機遇，先從集團下屬項目著手并盡早布局，逐漸推向更大市場。

環保稅的實施。環保稅是國家從頂層結構出發，為環境長效機制建設規劃的重要制度。費改稅強制征收會為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因而將強化地方政府環保監管的動力，促進企業的綠色化轉型。環保稅的強制征收將帶來檢測、監測、危廢處理等第三方市場的加速釋放。在此，環保集團要在戰略發展上更重視技術和運營的長效穩定。

此外，企業在綠色化轉型過程中，在內部綠色制造、綠色生產方面的投入非常大，在這波政策紅利中，如果集團公司只做末端治理，不能全面參與到工業企業的綠色化進程中間，會有被排異的風險，同時錯失這方面的發展機遇。

GEP考核箭在弦上。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代表城市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是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國家林業局、國家標準委員會、中國中科院等聯合推出的概念體系。部委將聯合制定《GEP核算技術規范》，把GEP納入生態文明目標考核體系，而GEP核算工作將會和地方領導干部的考核工作結合起來。

垃圾分類和后端的資源化、有機物的還田等內容也將會是GEP中的細節考核目標，這個目標將會改變我們對垃圾分類價值評估的看法。垃圾分類直觀上帶來成本的增加，而在將來GEP中進行考核的時候，這塊費用如何消化，也是我們環保集團生態公司等做環衛、做垃圾末端治理的公司需要思考的方向。

PPP規范化、去杠桿和地方債；強調效果的輸出與運營的特點。近年來，PPP項目上的太快太急。2017年9月份，財政部史部長講話里對不規范PPP所出現的“三化”問題：短期工程化、融資債務化、邊界模糊化。講這三個方面違背了PPP推出的初衷。

今年，PPP進入深水區，規范化工作在不斷推進。國家接連發布了PPP相關規范文件，用以加強PPP資本金來源監管、避免工程導向、鋼化10%約束、績效捆綁30%等。

如果環境治理企業不能實現長期的環境治理效果的達成，則企業獲得的利潤、增長的動力都將是不穩定的。PFI項目的減少也與政府降杠桿、資管六條帶來資本金募集壓力等因素有關。這次PPP規范對參與城市河道、海綿城市、地下管廊等面源的企業產生了影響。

這次PPP規范中，受沖擊最小的是固廢領域，因為固廢行業運營屬性非常強；相對保守一些、不涉及水環境PFI業務的水務運營企業，受到的影響也較小。

環保企業IPO。據統計數據，2017年9月之前，整個IPO通過率是83%，環保的IPO通過率是87.5%。9月之后有了很多調整，IPO整體通過率降到51%，環保IPO通過率則低于整體，降至20%。

到今年1月份，通過率則更低。這些變化，并非是因為規則的改變，而是有一些法規所要求的規則環保企業一直不重視。舉例如：在近期被否決和延期的案例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BOT項目在獲得時，沒有經過公開競爭程序，這個是沒法補的。類似的規則，現在國家出臺了很多文件，要求公開競爭的程序。但從IPO趨勢看，個人覺得市場將走向是長期規范化。

在去年9月份展開的大的改革環境下，未來環保產業將走向系統化變革之路，這將是環保集團制定戰略的時候很重要的思考點，總結為綜合和循環。

一是綜合。據統計，黑臭水體治理已完成1100條河是通過PPP模式，在財政部要求30%投資績效捆綁以后，黑臭水體治理能否在后面的績效考核中穩定達標，考驗著我們在兼顧效益的條件下的治理能力。而資本市場是否依然會認為社會資本所參與黑臭水體的項目回款足夠安全？此外，總體來說，黑臭水體是高度集成化的綜合的任務，一個城市的黑臭水體治理，需要系統的解決方案。

村鎮環境治理也排到了政府工作中的靠前位置，各地紛紛推出了大量的農村污水治理標準。在農村環境治理中，垃圾和污水也需要綜合考慮、同時治理。大量資金投入的、分散的農村污水治理的設施如何確保系統健康長效地運營，也是考量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環衛市場，大量的項目機會出現。環保集團生態公司目前就有鎮安、高陵、富縣、黃龍等一批省內布局項目，但同樣需要強調整個環衛大系統的構建，包括分選和資源化的所有措施，還需要考慮跟焚燒場，前端中轉站的協同關系。除此以外，前端大量的環衛市場化對于垃圾焚燒企業垃圾來源的影響。而國源公司在延安的垃圾發電項目同樣可以延伸做環衛一體化的大市場。總體來看，環衛智慧、環衛市場化、環衛裝備化促成了各地政府把分散的環衛工作綜合起來打包起來，該趨勢與垃圾分類相結合，將對產業的未來產生長遠的影響。

二是循環。垃圾分類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希望在每一個細節上能產生循環，垃圾分類本身需要是系統化的方向，希望在有機物、裝修垃圾、建筑垃圾、其他面源垃圾和工業垃圾形成長效的循環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是生態的。

2017年危廢領域發展迅速，但也有企業受到了嚴格的監管處罰。在2018年到2020年之間，危廢行業預計事故曝光還會繼續增多，因為這個行業技術還不夠成熟，資源化的能力相對較低。2017年在資本力量的催生下，并購加速，但并購中對前期的調查、對潛在運營和環境風險的識別，還沒有到位。我們目前是在享受供不應求時代的高利潤，這個利潤即便能夠在一、兩年回收成本，但一定不是長久的。除了危廢行業穩定運營、達標運營以外，危廢行業中很多的細分領域的循環化，包括廢油、有機溶劑、重金屬廢物、廢酸等細分領域的循環利用，將是極有前途的，值得固廢公司重點關注。

總的來說，上述所有的因素中，集團公司應該重點關注的就是環保制度進一步的規范化。其中，環保集團的戰略依然是堅持以效果為導向，真正注重運營而不是簡單的工程利潤。加快技術做好資源化，以及穩定達標、節能降耗，對二氧化碳排放和能量排放進行考核，這都是國家在制度上進行的不斷調整的鼓勵方向，這也是我們環保集團在技術路線選擇上需要重要思考的東西。

對于目前環保集團的發展現狀，可以跟擁有技術的企業加強并購合作，但在IPO高度緊縮的情況下對資本的謹慎使用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內容。此外，生態文明考核下，很多僅僅擅長做簡單末端治理的企業會在未來處于不利局面，這個不利的局面可能來自很多種因素，包括費用太高、監管風險、GEP考核擠壓下的空間及利潤下降等。因此系統化的資源循環永遠是我們重要的、需要思考的戰略方向。

項目的推進離同樣不開融資，目前銀行已經收緊各類貸款，集團在獲取多渠道融資的前提下，可供選擇的融資方式有環保基金、債券融資、增資擴股等，這里對基金不做過多介紹，集團目前成立已有三年，目前正在做審計，如果我們通過評級，級別在AA-以上，可以考慮標準工具，如：公司債，企業債，私募債，短融，中票等。如果級別在AA-以下，需要引入增信措施，可以考慮結構化工具，如：ABS,ABN等。

在這樣的政策重構期與集團的發展機遇期疊加的時期，規劃部在今年將進一步發揮集團的參謀作用，也盡力把政策背后的趨勢提煉出來，也把市場上更多的格局、潛在的需求、競爭的方向和態勢等信息，用內部專屬報告的方式提交給集團公司領導。同時為集團下屬單位保障項目順利實施，設計投融資方案進一步加大資金來源多元化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