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團簡介
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節約和循環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
國家能源局、環保部印發《關于開展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工作的通知》
近日，國家能源局、環境保護部聯合印發《關于開展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稱，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工作。
《通知》指出，全國范圍內推廣燃煤電廠超低排放要求和新的能耗標準，目前，全國已累計完成煤電超低排放改造5.7億千瓦、節能改造5.3億千瓦，接近《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工作方案》提出的2020年完成5.8億千瓦和6.3億千瓦的目標，組織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項目建設，旨在發揮世界最大清潔高效煤電體系的技術領先優勢，依托現役煤電高效發電系統和污染物集中治理設施，兜底消納農林廢棄殘余物、生活垃圾以及污水處理廠、水體污泥等生物質資源（屬危險廢物的除外），增加不需要調峰調頻調壓等配套調節措施的優質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促進電力行業特別是煤電的低碳清潔發展。
《通知》強調，本次技改試點將優先選取熱電聯產煤電機組，嚴格限定兩大試點類型：一是燃煤耦合農林廢棄殘余物發電技改項目，重點在13個糧食主產省份，針對秸稈消納困難、田間直燃致霾嚴重地區的情況，合理確定技改項目技術方案；二是燃煤耦合垃圾發電、燃煤耦合污泥發電技改項目，重點在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36個重點城市和垃圾、污泥產生量大，土地利用較困難或空間有限，以填埋處置為主的地區布局。
把“生物質能”與煤電“撮合”在一起進行發電試點，其中的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濟效益。
德國能源署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執行主任陶光遠所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生物質能與煤電結合取得的環境效益和氣候保護效益是雙重疊加的，對我國的環境治理乃至世界氣候變化的影響都將發揮積極促進作用。”
借煤電之力實現規模化發展
我國對生物質能的利用規模遠低于風電、光伏，本來是與火電具有一樣穩定性的生物質發電，卻不受資本青睞，發展速度一直不如人意，經濟性差是其中重要原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濤對記者說：“我短期內不太看好生物質能的發展，因為生物質收儲半徑過長、規模化不足等問題，讓其難以實現經濟性。”
此說法也在后續采訪中得到證實。山東琦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趙瑞卿坦言：“生物質發電補貼價格是0.75元/度，估算成本價格在0.45-0.5元/度，可以實現微利。如果沒有補貼的話，企業基本是虧損的。”
《通知》將生物質能與煤電相結合，或許正是考慮讓生物質能也能借助煤電的規模實現經濟性的發展目標。
從產糧區到直轄市、省會市，試點的范圍非常廣，一方面從農林垃圾出手，一方面瞄準城市垃圾，廣開生物質能的獲取渠道，在治理垃圾污染的同時也可以實現對生物垃圾的再利用，可謂一舉多得。
華北電力大學生物質與煤共燃工程技術研發中心魯許鰲博士告訴記者：“對大型燃煤電廠進行相應的技術改造，實現與生物質耦合發電的成本要比單純的只做生物質發電的企業技改的成本低。此次文件出臺，也是要讓生物質能利用與大型火電企業實現聯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較好經濟收益。”
利用成本高讓城市垃圾不受歡迎
城市垃圾和農林垃圾盡管都含有生物質能，但人們對其用于燃煤耦合發電的態度卻截然不同。
通過調查了解，目前無論是相關專家還是業內企業，對農林垃圾發電的發展趨勢比較認同，而對城市垃圾利用持保留意見。
格林蘭(中國)清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質能源技術中心總經理杜森認為：與城市垃圾耦合發電相比，農村生物質耦合發電更有可行性。他指出，我國每年農村產生的糞污垃圾高達38億噸，秸稈也有約6.9億噸，農村的生物質能利用的原材料比較充裕，其中80%可以進行加工利用。而城市垃圾的種類比較復雜，企業通過在定州的調研發現，周邊的城市垃圾中有大量的建筑垃圾，企業在回收垃圾之前，一些易燃的紙質垃圾都被拾荒人員清理過一次，剩下的垃圾中生物質能含量很少，只有15%左右有機質，去掉層層的環節，最終留給企業用于發電的可能連5%的有機質都不到。對于企業來說，花大力氣去收這部分垃圾來耦合發電的成本實在太高。
杜森的觀點也得到陶光遠的贊同，陶光遠特別指出：“垃圾發電加入燃煤的成本奇高，經濟效益不行，是其難以推廣的重要原因。盡管城市垃圾的熱值較低，但是企業是可以收到垃圾處理費來平抑成本的，如果僅僅是單純使用垃圾發電或許還有一些效益，一旦摻入煤作為燃料，發電收入將難以覆蓋燃煤的成本。”
也有企業認為城市垃圾分類處理難才是癥結所在。趙瑞卿說：“我國城市垃圾分類的現狀讓其應用到耦合發電還有一段距離，因為城市垃圾中的成分復雜，焚燒后易產生二噁英導致的污染問題，讓環境成本無形中提高了很多。”
針對城市垃圾發電存在的上述問題，魯許鰲認為還是需要利用大型煤電機組，特別是超臨界機組來解決。當把很少的垃圾投入到60萬千瓦的火電機組的鍋爐里的時候，大機組的效率可以讓成本分攤到最低。盡管城市垃圾發電需要支付一部分費用給初加工企業，會用掉國家給的垃圾處理補貼，但大型燃煤電廠燒垃圾可以節省一部分燃料費，或許這將是城市垃圾在燃煤耦合領域唯一可能實現獲利的機會。
對生物質能利用需要全社會發力
一方面生物質能項目發展滯后，材料來源成本高，一方面是秸稈焚燒、禽畜糞便導致的環境污染亟待治理。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如何發展生物質能，才能使其如期完成《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到的，到2020年，我國要實現生物質能發電裝機達到1500萬千瓦的發展目標。
杜森說，對生物質能的利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公益項目，因為它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能源問題，更重要的是環境問題。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僅僅靠一方的力量難以實現發展，因此必須要政府和企業齊心協力，才能讓生物質的發展上一個新的臺階。
此次的《通知》下發，讓人們看到了政府部門在政策制定方面已經率先表明了決心。為了堵上騙補之路，《通知》要求試點項目應建立生物質資源入廠管理臺賬，詳細記錄生物質資源利用量，采用經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的計量裝置，可再生能源電量計量在線運行監測數值同步傳輸至電力調度機構，數據留存10年。
為了解決消納問題，《通知》明確提出試點項目發電，電網全額收購，為確保試點項目的技術可行性，《通知》表明會組織專家或第三方機構對試點項目進行評估。為了確保燃煤耦合試點的環境安全性，《通知》還提到要對項目進行實時環境檢測，確保其排放符合國家標準。
反觀企業，他們則更關注的是技術問題和補貼發放的問題。趙瑞卿表示：“我們堅信未來耦合發電是一個方向，但是目前看，企業需要在技術層面、經營層面進行分析，才能確定是否要發展耦合。因為耦合發電對爐子的技術標準要求相當高，已建成的項目幾乎不太可能通過改造現有鍋爐來實現，只能寄希望于未來的實驗項目，或許能有機會成為試點。目前公司只有生物質發電項目，國家兩年來拖欠補貼金額已有四億元人民幣，公司很難拿出錢用于新的技術研發。”
企業沒有充足經費研究燃煤耦合的技術問題無可厚非，因為相關的技術應該由專業機構負責。魯許鰲博士說：“目前關于燃煤耦合的技術，華北電力大學已經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正期待與相關企業合作。我中心已獲得《在超臨界燃煤機組整合秸稈發電方法》的發明專利，完成了華電重大科技項目襄陽項目的專利提供方的工作，目前正在與國家級示范項目大唐長山合作推動技術專題研究。當前生物質耦合發電已經進入關鍵上升期，需要社會各界通力合作，我們深信生物質與燃煤電廠的結合前景一片光明。”（根據國家能源局、中國電力報、中國改革報等內容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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