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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垃圾焚燒行業津津樂道的還是“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中標報價，而從今年起，“裝樹聯”、收運處置一體成為行業討論的熱詞。不斷趨緊的環境監管，不斷縮減的利潤空間，督促從業企業一方面規范經營行為，重視環境守法，一方面不斷延伸產業鏈拓展收益空間。而這些努力，考驗的則是包括技術和管理能力在內的“真功夫”。

　　一視同仁套上環保緊箍咒

　　近年來，但凡是做得比較好、經常接待各方參觀的垃圾焚燒企業，無一例外都在廠區門口豎著排污數據電子顯示屏，在線監控設備記錄的實時排放數據既上傳到地方環保部門，也能讓周邊公眾放心。而這套做法今后將成為垃圾焚燒行業的“標配”。

　　環境保護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全國范圍內在去年年底前建成并投入運行的246家垃圾發電企業中，實施“裝、樹、聯”總體進度完成過半，部分企業已提前完成任務。這項于今年年初開展的工作，正在督促相關企業落實監測主體責任、主動信息公開。

　　對此，業界人士表示，此前相當數量的垃圾焚燒廠并未進入國控企業名單，排放數據不聯網、不公開，給執法和公眾監督都設置了障礙，給違法違規經營留出了空間。而“裝樹聯”的工作則是對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督促行業整體落實排放標準，守法經營。

　　不過，包括公眾在內，其實并不滿足于在大屏幕上看到一些大氣污染物的指標。圍繞垃圾焚燒廠還有一些看不見的排放，更考驗企業守法經營的能力和意愿。

　　比如，公眾最關心的二噁英，由于檢測時間長、難度大、費用高，根據相關規定，企業自行檢測每半年一次。而由于一些第三方檢測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自檢是否真的反映企業的長期運營水平，已經打上大大的問號。

　　日前，業內知名專家徐海云就通過博客爆料，國內知名的二噁英檢測機構“江蘇力維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因為違規已被吊銷資質。而此前有多家發電企業向其采購了檢測服務，后者出具的二噁英檢測報告的真實性就受到業內外的關注。

　　有專家告訴記者，盡管垃圾焚燒發電并非二噁英排放大戶，但是仍然是公眾的主要關切點。因此，企業自主檢測監測的主體責任要落實，而地方環保部門的監管更要到位，為二噁英抽檢落實好工作機制和預算，并及時信息公開。

　　目前，已經有一些垃圾發電企業會增加自檢頻次，而一些監管到位的地方環保部門還會進行年度抽檢。

　　飛灰、滲濾液處理挑戰低價中標

　　公眾談二噁英色變，但實際上，焚燒飛灰、垃圾滲濾液等這些并不反映在在線監測上的污染物危害性較隱蔽，處理處置難度更大、成本更高。而要緩解垃圾發電設施“鄰避”效應，惡臭治理等問題也要重視，要投入。

　　近年來，不斷加嚴的環境監管，不斷活躍的公眾監督，施加于垃圾發電企業的，除了責任意識，更為現實的就是成本壓力。

　　今年以來，安徽、吉林等地環保部門對垃圾發電企業違法違規行為通報顯示，涉及企業幾乎都有飛灰處置不當問題；而今年“62萬噸垃圾滲濾液排進市政下水井”一案的宣判，也讓生活垃圾處理行業的這一頑疾進入公眾視野。

　　對于飛灰和滲濾液處理處置，國家早有明確的標準和規定，但由于這兩種污染物的排放帶有隱蔽性，監測、監管等難度較大。而對于一些習慣低價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而言，這兩項處置帶來的成本更是壓力山大，成為影響企業合規處置、達標排放主動性和積極性的關鍵因素。

　　據E20研究院估算，要處置焚燒1噸垃圾而產生的飛灰，垃圾焚燒廠至少要支付12元。而滲濾液的處置成本也不低，有數據顯示，垃圾焚燒廠中因發酵熟化瀝出的滲濾液一般占垃圾焚燒量的25%～35%。

　　根據四川省成都市興蓉環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今年6月26日發布的公告稱，經成都市財政局通過公開比選方式選定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成都市垃圾滲濾液處理服務第三期結算價格核定為163.50元/立方米，執行期為2017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粗略估算，每噸垃圾焚燒發電這兩項處理成本就要接近十七八元，對于還算較高的45元～65元垃圾焚燒噸報價，都不是小數，更何況近年來甚至還有二十幾元的中標價。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對垃圾發電設施的環境監管正在日趨嚴格，而一些第三方機構和公眾監督也在發力，除了在線監測的那幾項，對其他污染物排放也逐步成為監管重點。

　　“全方位、長效監管使得隱形的環境成本顯現出來，這其實是對垃圾焚燒項目低價中標最好的糾偏。”有企業家告訴記者，一些做的比較好的企業已經開始對垃圾滲濾液、飛灰處置的情況進行公示，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延伸產業鏈 拯救收益率

　　近日，恩菲工程技術有限公司中標貴州省金沙縣城鄉生活垃圾收運系統及焚燒發電一體化項目，中標單價為255元/噸，總投資約4.2億元。而首創環境也拿下了總投資額3.5億元的焚燒項目及收運項目，采用BOT模式。初始垃圾處理服務費為每噸65元，初始垃圾收運服務費為每噸120元，合計達到185元。

　　相比于競爭白熱的末端焚燒，清掃、垃圾收運等前端環節的市場化此前一直進展緩慢。而這一局面已經得到改變。

　　一方面，出于效率和投入的考慮，國家層面出臺多個政策，鼓勵、推動環衛領域的市場化，特別是其中的PPP模式。不久前出臺的《關于政府參與的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的通知》（財建［2017］455號）更是明確要求以全面實施為核心，在污水、垃圾處理領域全方位引入市場機制，推進PPP模式應用，對污水和垃圾收集、轉運、處理、處置各環節進行系統整合。

　　另一方面，發電企業一直也有強烈的意愿介入前端。幾年前，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就曾說過，垃圾發電行業可能是唯一沒有辦法掌控原材料的行業了。環衛部門送來的垃圾，含水量、雜質都不可控，可用資源和廢物、可燒不可燒的都混在一起，對末端的處理效率、清潔化和成本控制是不利的。

　　這幾年，桑德不僅僅是簡單的產業鏈向前延伸，而是將精力放在了大環衛、大數據上。更多的垃圾焚燒企業則較為現實，尋求在具體項目上實現協同，降低投資、建設及運營成本。“垃圾的產量和成分，企業現在會更清楚，安排生產管理更有效率；而通過收運環節管理，減少垃圾含水率和雜質，對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發電量，也有顯著益處。”

　　記者了解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固廢處理巨頭，利潤主要來源于收運前端，其在相關裝備和管理系統方面的技術含量較高，不是掃掃大街拿車拉的粗放經營，而是通過專業化、標準化、精細化提升效益。而在這一點上，國內固廢企業還有很多功課要做。（據中國環境報）